郑永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此为荣。很显然，这表明了他和杉杉在浙江工商业界的地位。不过如果细体会，我们当然可以听得出当时地方政府对实业企业的关注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有多激烈。如果类似杉杉这样的企业搬迁成潮，那么浙江的税基就会出问题。

　　但自从有了地产开发这个地方政府的聚宝盆之后，不再听说政府对实业企业再有关注之事。政府与实业企业的关系，更多集中在政府对“中国制造”的不满上。因此，当2月16日苏泊尔的创始人苏增福及其指定接班者苏显泽套现退出创业公司苏泊尔，普遍被视为创始人与公司之间的双赢。苏氏父子高价退出，法国SEB公司赢得中国市场，甚至还有股评者认为借双方的这宗交易价格高估，也许A股市场中存在推高股价的可能性。

　　就企业的私人性而言，上述说法都没有错。就个体而言，国内资本退出一个苏泊尔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甚至再退出十个公司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当然，也存在苏氏父子根本就不想做企业的可能。辛苦奋斗几十年，现在可以套现了，也是享受人生的时候了，这都是人之常情。只是苏泊尔的股价会不会因为SEB公司高价买下苏氏父子的股权而上涨，实在是要打个大问号的。

　　不过，企业的存在还有另外一层属性，那就是它的公共性。正如当初杉杉迁离浙江，浙江省政府紧张一样。今天苏氏父子退出苏泊尔，发生在大量国内企业向国资、外资出售股权之时。这个现象，是否纯粹出于私人理由？有没有公共因素存在？

　　如果说浙江省政府当年的调查是出自省际经济的竞争，还有点本位主义的话，那么，国内企业由谁出资和控制的公共性，在于其可能决定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甚至从根本上决定了一国之贫富。富国出钱出技术，搞创新，把前道程序都弄完了，再来让穷国拿资源做生产，最后就算按技术、资本、人力、资源的公平价格结算，也会造成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状态。更何况在中国，人力和资源都没有得到很公平的回报。

　　以苏泊尔公司的实践为案例其实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在苏氏父子与SEB的合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艰辛创业的苏氏父子在把公司做大之后，竞争的后继明显乏力。苏显泽接班之后第一件事是引进SEB，本意是通过合资把公司做得更大，把一口锅做出技术含量来。而SEB进入之后，苏泊尔的产品确实很上了一层台阶。从表面涂料、产品线的丰富程度、产品营销力度，都有了很大的改进。不过数年之后，苏氏父子却黯然退场，虽然有高股价为勉强体面的收场陪衬，但以对公司的控制力来说，无疑是一次中国资本的溃败。

　　苏泊尔的董事会里发生了什么？现在我们尚不得而知。不过，可能从之前同属浙江的传化集团与日本花王一次失败的合资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发。传化的当家人徐冠巨描述过这样的现象：传化的管理者去花王，看到的新产品放满了整整一陈列墙，但是花王在合资企业里没有控股权(控股的是传化)，所以它一个产品也不往合资企业里投。

　　与没有主人的国企与外企合资过程相比，现在的民企与外企合资是面对面的较量。按徐冠巨的说法，没有综合实力的对等，合资也就不存在共同利益的共赢。因此传化最后放弃了与花王的合资。

　　对于目前还存在的企业，由于利益中人的现实纠葛，调研起来可能是困难的。而现在苏氏父子(估计也包括一批他们信任的骨干员工)已经出局，所以，如果政府方面来组织一次全面的调研，应该可以对国内产业运营环境进行一次再评估。

　　当然，如果中国沉迷于所谓“大国崛起”的迷梦，那这种调查显然是不合时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