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审计署发布的审计报告就像一面镜子，浓缩着所有的财政乱象。今年，财政补贴政策“拔得头筹”：审计署所发布的审计报告显示，在资源综合利用、能源节约利用、可再生能源三款科目中348个项目单位挤占、虚报冒领资金16.17亿元。

    当数以百万、千万甚至数亿的国家资金白白流失，当“不骗白不骗、骗了不白骗”成为某些企业的理念时，当某行业的领头羊纷纷丧失创新动力而患上补贴依赖症时，如何堵塞骗补漏洞被迫切地提上了日程。

    规范程序、加强监管、执法必严、非法必究、增加违法成本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但也有专家提议，当前最为釜底抽薪之策则是用减税来取代补贴制度，从而斩断企业对补贴的依赖，驱使企业走上发挥内在活力进行科技创新之路。

    着眼全局治理骗补

    采用财政补贴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是国际惯例，但为何骗补却成为中国特色，这或许是我们思考的关键所在。标准泛化、程序不规范、审查不严等制度性漏洞被指是诱发骗补的罪魁祸首。

    4年过去后，再回头看看当年自己申请淘汰落后产能专项资金的经历，李先生对记者说：“当初大家都没有经验，制度的设计也不是很规范，审核的也不严格。虽然材料递上去后，财政部会下来审查，但更多像走一个流程。”

    完全没有经验的李先生当初并没有抱任何希望，只想着碰碰运气，没有想到几百万的资金很快就批了下来。“当年我们全市就报了我们三家，三家全都批了。当初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帮助企业的转型升级，推出的政策力度非常大。”

    但审查太松，漏洞百出，不免就会溜进一些“阿猫阿狗”。据李先生透露，当年和自己一起申请专项资金的其中一家企业就存在严重造假的嫌疑，当初他们申报的产能早在几年前就淘汰了，严重不符合国家政策，但却拿到了高达1000多万的专项资金。

    以这次骗补的重灾区——家电行业为例。根据《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表述，我国目前实行的制度是“由产品生产者自行检测产品能效，并依据检测结果和相关标准自行确定标识信息，自行印制和粘贴标识，向相关授权单位备案，并对标识信息准确性负责，接受监督检查”。

    由于能效标识与节能家电补贴政策直接挂钩，达到一级、二级能耗标准的家电就能得到政府补贴，而且补贴金额与产品所达到的能效等级和水箱容积直接挂钩：不同的额定制冷量(W)和能效级别其补贴标准是不同的，一般差距200元，更高差距能达到550元。

    这项制度直接诱发的后果就是电能效标识的虚贴和滥用，原本无法进入补贴行列的产品贴上节能标识就可摇身一变享受节能补贴，一些三级能效的产品也可能被贴上二级或者一级能效标识。

    以上只是综合制度漏洞的一个典型代表。如果说制度设计漏洞是缺口，那么审查不严、缺乏监督则为骗补打开一把方便之门。

    以虚假贸易公司骗补服装出口退税为例。据悉，从纱线到服装，中间还需要大量的工序，包括染色、绣花、配料、加工、运输等多个环节，但虚假外贸公司一般只能提供一张服装发票，其他环节票据基本缺失。

    “这是一个明显的作假痕迹，一般监管机构只要仔细检测税票就可以看出来。但真正查出骗税的有多少？明眼人都清楚是怎么回事。”有知情人士如此直言，整个出口退税的环节虽然有海关、外汇局、国税局等部门监管，但漏洞却始终难以补上。

    多头管理又被认为是审查不严的制度因素。财政部财科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指出，中国体制造就一项政策的出台涉及若干个部门，从商业流通角度讲，涉及商务部、工商部门、质监部门和财政部门，“这就变成了政策执行的实际过程中，哪个部门都不会去承担责任”。

    现在国家审计署的审计结果出来了，很难追究责任。追究谁呢？财政、工商？都追究不到。这个问题可能到目前为止，不只是家电，其他农业、产业方面的补贴都存在。“文宗瑜说。

    对此，文宗瑜认为，“这可能跟整个政策出台的方式有关系，从监管角度讲，政策出台后，具体监管部门没指定，到底是商务部还是财政部，应当指定具体部门去负责，这种具体性的负责应当从部门再转到专门的人，因此，政府工作方式有待改变。”

    作为一名法律人士，接受记者采访的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吴立伟建议，首先要对可以领取补贴的条件给予严重的规定，在该项补贴宗旨的指导下，尽可能把申请补贴的所有情形都涵盖进去，以避免有人钻空子，打法律和政策的擦边球；二是程序严格规定，包括需要哪些资料、哪些证明‘什么手续去审批审核，这都要有一个严密的制度、严格的程序。

    除应考虑政策在制定和设计之初是否严密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执行过程中的监管，如是否有监管部门定时抽检，定期发现问题并及时修正；每个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否都有相应的监管应对等。

    要加强监管，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长安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建议，除了要加强对申请补贴企业的资质进行严格的审查和监督外，最好的办法就是使补贴公平、公正、公开。要透明，这个钱到底用到什么地方去了，为什么要用，要经得起市场的考验和群众的质疑。“从目前来看，要做到公开透明其实也很简单，硬性条件已很成熟，主要是执行操作方面的问题。”

    接受记者采访的中央财经大学财经学院教授曾康华一方面强调了发挥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骗补的背后一定有账户的存在，如何从账目上看出造假是需要专业功底的。

    “所以说治理骗补的行为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财政资金发放的各环节都要严格进行控制和监督，还有就是人本身素质的提高和企业的诚信问题，这是一个全方位的问题。”曾康华说。

    猛药才能治沉珂

    审计署所发布的报告中有多个像美的这样的“二进宫之鱼”。人们不禁要问，骗补行为为何屡禁不止，什么原因使这些企业患上了补贴依赖症？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主要是惩罚力度不够、违法成本过低所致。

    以虚报能效等级的骗补行为为例，按照《能效标识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违反能效标识规定的，由地方节能管理部门或者地方质检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和停止使用能源效率标志；情节严重的，由地方质检部门处1万元以下罚款”。1万元的罚款相对百万甚至数亿元的获利的确是对企业难具威慑力。

    但据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唐红新对记者介绍，目前我国这方面的法律相对还是健全的，处罚力度也很大。[NextPage]

比如虚开增值税发票在以前还有死刑，从2011年才被取消。而且该刑法的打击面非常广，为自己虚开、为他人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这都是犯罪，而且不论金额是多少，金额的高低只是量刑的考虑，只要参与就是犯罪。

    骗取出口退税罪也同样如此，骗取5万元就是数额较大的了，50万元以上的数额就是巨大了，2500万元就是无期了。“这些骗取国家资金的犯罪是以国家税收损失额来计算的，而不是以你获利多少来判断，所以说罪名是非常可怕，向一个人介绍一家虚开增值税的企业就算犯罪，你说可不可怕？”唐红新说，关键还是执法力度的问题。

    法律即使制定完善，但如果束之高阁，那么就毫无意义。法律的执行情况是能否防止犯罪以及犯罪一再上演的高压线。

    据李先生介绍，虽然后来因受其他事件的牵连，那家骗取国家落后产能专项资金的公司负责人也东窗事发，但案件草草开庭，又草草结束，该负责人没有收到任何处罚，被当庭无罪释放。

    早在2010年美的就曾被披露从节能惠民工程中骗得了国家高达8.4亿元的财政补贴，但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却难以看到该事件的处理结果。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美的于2013年再次被加入节能补贴骗补行列。因为按照相关规定，像美的这种已“失足”的企业已是无资格参评的。

    为了遏制骗补现象，国家财政部和商务部曾于2011年重拳出击，下发通知宣布将严查相关企业及销售网点骗补等违规行为，采取取消中标资格、投标资格以及扣缴保证金等多种方式予以严厉处罚，并建立企业黑名单制度，实行全国通报，违规企业五年内不得享受国家有关政策优惠。

    由此可见，企业黑名单制度虽已建立，但却被束之高阁。有业内人士坦言，如果实施，企业黑名单制度对企业还是很有杀伤力的。

    自审计署发布公告迄今已一月有余，却少有企业对此进行回应，而回应者也多是推脱之词。比如格力电器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格力电器的产品销售目前主要由数量庞大的销售终端(即格力专卖店)和代理商进行，销售情况录入也由上述终端和代理商操作，由于数量庞大，中间难免会出现管理上的疏漏，故企业不存在虚报销售量。长虹集团新闻发言人也指出，长虹并不存在骗补行为，只是套取标贴。

    有知情人士透露，虽然有384个项目存在问题，但仅有29起案件线索被移送司法机关，涉案人员也仅仅41人。如果以上事实属实，这样处理明显显得过于“仁慈”。

    高达数亿的资金被诈骗，最终的结果仅仅是被追回，不仅没有罚款，甚至有的连个利息都没有。有业内人士直言，如此处理，实在很难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只会助长“不骗白不骗，骗了不白骗，白骗谁不骗”之风，无形中加重了众多企业冒险的动力。

    这几乎成为了共识：目前我国对骗补的处理多停留在批评教育甚至追回损失方面，既没有经济处罚也没有刑事处罚，对于骗补者的惩罚过轻，不足以对其造成威慑，无形中也纵容了骗补行为的蔓延。

    对此，吴立伟建议，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具体执行的工作人员要严格地依法依规去执行、操作；最后一步就是严惩。如果你不能尽责，那就要追究你渎职罪，如果严重，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如果是故意和其他领受人一起合伙来骗取钱财，那就是诈骗罪，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骗取钱财，那就是贪污罪。“如果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法律体系和严格的执行力，那么执行效果可能会更好。”

    有法律人士建议，要从根本上根除假骗补现象，必须加大立法与制度建设，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强化监管，对骗补者、滥用职权者与渎职者追究法律甚至刑事责任，提高违法犯罪成本，从根本上杜绝骗补苗头的产生。

    有专家呼吁，希望国家相关部门要以此为诫，对骗补者的处理要强硬有力，不仅要把骗补企业列入黑名单，相关负责人也要对此承担其相应的刑事责任，这样才能通过树立典型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因为对此事件的处理结果直接关系到未来财政补贴的走势，骗补现象是逐渐被扼杀走向消亡还是继续蔓延甚至越演越烈的关键所在。

    “减税”或优于“补贴”

    骗补风暴不断发酵，甚至有人把矛头指向了财政补贴本身，呼吁取消财政补贴。

    这些言论以学者为代表，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长安发表《出口退税制度应该逐步退出》的文章，文中指出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到了该考虑逐步退出的时候了。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建勋也曾撰写了《财政补贴真能惠民吗？》一文，从公平性、寻租空间等多个角度对财政补贴这种转移支付方式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无论是单纯的补贴还是通过补贴推广某些产品，都不是一件惠民工程，而是一件害民工程——无论是否获得补贴都是受害者，应该立即停止。

    据悉，在实施5年之后，国家针对高能效定速空调推出的节能惠民补贴政策已于今年5月31日宣告结束，但高效照明产品、节能与新能源节能产品、光伏、风电等新兴产业的补贴政策依然在实施。

    既能向企业提供支持又能彻底解决骗补问题，或许有更好的路径，比如有专家表示，目前釜底抽薪的解决办法是用减税制度取代补贴制度。

    在曾康华看来，从理论上来讲减税也属于财政补贴，不过财政补贴是明的财政补贴，而且减税是隐性、暗的财政补贴。转移支付财政补贴，一般是政府拿钱补贴给个人和企业，现在对企业不征税，也相当于政府对企业提供了一定金额的补贴，因此这种方式也是可行的。

    不仅是可行的，在李长安看来，这或许是一种更好的办法，尤其是目前国家财政补贴乱象频发的时候。“你与其补贴给企业100万元，不如给他们减掉100万块元的税。”

    因为补贴是国家先把税收上来，然后再把钱还回去，而且补贴还需要论证、执行，这里面无形中多了很多成本，比如人力成本、时间成本等，还容易滋生腐败。“假如每个农民一次农业补贴10元，最终能有多少进入农民口袋就不好说了。”但减税就不同，直接把税费减免，节省了很多财力。

    比如目前国内汽车从生产、销售到购买一辆汽车，需要缴纳的税费有消费税、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过路过桥费等几十种，虽然有些不是针对个人征收，但最终这些都会影响到最终定价，买单的还是消费者。

    换一种方式来看，要刺激汽车消费，与其发放补贴，不如把高速路费用减低或免除，把购置税减半或取消。如果这样，不仅节约成本，还同样可以达到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效果。

    这种用减税来取代补贴的方式有望在光伏业率先展开探索。[NextPage]  近日，审计署的一纸公告把光伏业的“骗补盛宴”公之于众：在2009年，一个以推动中国光伏发电项目发展的金太阳示范工程应运而生，但谁知几年之后，原本推动光伏行业发展的金太阳补贴政策却成为了光伏业的“唐僧肉”。

    8个金太阳工程项目，违规使用资金2.07亿元，占总违规资金的12.8%。骗补的盛行引发了整个行业的反思。据悉，业内期盼已久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入网方案有望在今年8月之前出台，而其中将实施的度电补贴方式或是针对目前光伏业骗补行为的一剂对症下药的方子。

    据专家分析，骗补滋生的一大原因就是光伏业的补贴多在前期建设期，而不注重后期的发电，所以才使得在金太阳工程实施过程中，行贿、骗补、工程延期、质量低劣等社会传闻不断。而度电补贴将从“前端补贴制度”转为“后端补贴制度”，不看其规划中的规模以及投资规模，而是根据其发电度数来进行补贴，这就意味着企业如果不发电，将无法获得任何补贴。

    但相比减税，李长安认为财政补贴也有一些优势，就是明补的做法比较直接，对企业的作用比较明显，而减税政策则作用于生产后、产生产值之后的税收，对于一些企业本身就处于亏损边缘或已处于亏损、本身已无税可减的新兴和政策性行业，实施财政补贴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曾康华指出，一个国家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去资助企业、个人或去鼓励某种行为，取决于哪种形式最有效率，哪种管理起来更加漏洞少一些，制度完善一些、严密一些。减税是否能够完全取代财政补贴，要分析其利弊，进行论证比较，不能简单地取代。